最新财新周刊：封面报道|易纲谈经济回升
央行行长易纲对话国际专家，纵论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如何纾困、金融科技作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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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扩散，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创。
在2020年4月14日至17日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年会期间，IMF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3%，比2019年10月时的预测下调了6.3个百分点。4月17日，中国发布2020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6.8%；这是1992年中国采用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数据发布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中国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国际清算银行（BIS）亚太区首席代表蒂瓦里（Siddharth Tiwari）、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20多位全球政、商、学界领袖，正在线上参与财新举办的一场圆桌讨论，拆解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应对之策。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易纲说，“我认为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有望回升至潜在水平附近，趋近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恢复状况。”
在这场主题为“金融科技与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研讨会上，讨论话题亦覆盖疫情中及后疫情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央行数字货币、去全球化与金融开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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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美国遭遇重重危机，但凭着美联储超常规的稳定市场之举，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反而得以强化。多数新兴市场货币承压，资本大幅外流。人民币以及中国政策应对在此期间保持了相对稳健。前述专家均对人民币未来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表达了期待，并作出建言。
疫情也给金融科技，包括央行数字货币（CBDC）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此前对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态度有所保留的美国，在疫情暴发后态度亦有转变，考虑用央行数字货币协助“直升机撒钱”，背后不乏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考量。
中国人民银行是最早研究CBDC的全球主要央行之一。4月14日，一张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在农行账户内测的照片有所流传，数字法币的概念在证券市场被再度热捧。
易纲在研讨会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项目已取得较大进展，当前阶段在部分城市及部分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
中国香港近年在金融科技方面有诸多尝试。不过，余伟文透露，香港目前没有推出零售层面CBDC的计划；CBDC具有解决跨境支付及贸易融资问题的潜力，但仍有一系列宏观、微观影响需要提前考虑、管控。
对于金融科技在此次疫情期间发挥的作用，易纲表示肯定，但也强调商业银行依然是主力；科技公司积极参与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靠市场驱动，平等竞争，中国会继续推进金融开放和改革。
“令人压抑”的全球经济
“我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比我职业生涯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大。”萨默斯坦言。他曾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任期内协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在奥巴马上任后作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领衔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努力。
IMF最新《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远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预测悲观，产出相对基线水平的损失或达当年的2倍。如果仔细看IMF的预测，就能发现IMF提供的上述基线情景不太寻常。萨默斯指出，“一个基线情景，伴随着两个更不利的情景，没有更有利的情景。”换句话说，这一预测可谓一半是预期、一半是愿望，IMF的实际预期恐更糟糕。
在IMF的基线情景预测中，发达国家经济体2020年的GDP增长为-6.1%，2021年上升至4.5%。其中，美国在2020年和2021年的GDP增长为-5.9%和4.7%。所有国家中，目前欧洲疫情最为严重的意大利2020年经济增长预测为-9.1%，为IMF所列出国家中经济下行最为严重的国家。IMF对美国经济的预测原本是2020年增长约2%，现在预测或将录得6%的萎缩，相当于下滑8%。“我今天刚刚审阅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布鲁姆（Nicholas Bloom）的一篇写得相当细致、审慎的论文。”萨默斯说，这篇论文研究了各种黑天鹅事件，包括恐怖袭击、战争爆发、飓风等，得出的主要结论是，V型复苏实际上很罕见，经济崩溃时，往往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趋势水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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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增速较2019年四季度回落12.8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可能相对特殊。”萨默斯坦言，这些年来，他慢慢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及其管理经济的能力有更多了解和尊重，“但我必须说，如果中国一季度和二季度的增速如我所料为负，中国经济若到今年底已经‘收复所有失地’，我会感到很惊讶。”
如果美国经济到2021年底能将失去的所有产出“追回来”，那么美国就算“超常发挥”，萨默斯说，“我的猜测是，将需要更长的时间”。目前，无论是消费者信心、零售销售数据、工业生产数据，还是失业救济申领数据，都呈现出一个明显趋势：出炉的数据比专业预测者的共识预期更为不利。
对于萨默斯和易纲均谈及的经济恢复前景，一位国际组织高级别官员称，可以想象中国经济回到疫情前的趋势增速并不太难，但回归趋势经济活动水平更具挑战；预计大多数经济体到2021年末，经济活动跟各自的趋势水平仍将有较大距离。
易纲亦指出，“预计（中国）经济活动将首先填补一季度增长缺口，再逐步回升。”
应对之策：稳就业为重
“稳就业是当前工作重点之一，我们将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包括流动性支持。”易纲强调。
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重申“六稳”的同时，更强调了“保就业”“保基本民生”等“六保”，突出底线思维，并将就业放在“六稳”“六保”之首。
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为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疫情期间，中国央行出台了一系列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包括3000亿元有财政贴息的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针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再贷款再贴现；以及覆盖更广泛中小微企业的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等。
截至4月8日，3000亿元央行专项再贷款额度已经使用2379亿元，支持企业6158户，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平均利率为1.26%；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已经发放优惠利率贷款3453亿元，惠及企业42.5万户。而最新出台的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预计将覆盖全国7%至10%的中小微企业。
此外，央行联合银保监会出台了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允许受疫情影响、现金流较紧张的中小微企业申请贷款展期，并可延期支付相应利息，以减缓现金流压力。银保监会预计，截至4月3日申请延期还本付息的总额约为7000亿元。
“总的来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稳定就业工作成效显著。”易纲表示，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金融市场运行良好，对实体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3月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显著。3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0.1%，社会融资存量规模同比增长11.5%。截至3月末，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长12.3%。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7.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规模超1.77万亿元，其中3月净融资近1万亿元，创单月企业债净融资最高水平。
3月底公布的中国制造业PMI回升至52%左右。易纲续指，这反映随着复工复产顺利推进，企业生产经营比上月有所改善。娱乐、住宿、旅游等行业复苏相对滞后，以减少人员聚集；餐饮业正在缓慢复苏；“我认为二季度会好起来，下半年会逐渐恢复至潜在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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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底公布的中国制造业PMI回升至52%左右。易纲续指，这反映随着复工复产的顺利推进，企业生产经营比上月有所改善。 |
“我们欣喜地看到目前中国对于帮助中小企业、维持供应链和就业稳定的各种大力举措。”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CPPIB）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勤（Mark Machin）坦言，在投资北美金融科技公司Square Capital给中小企业融资的过程中了解到，美国眼下有很多中小企业正在关闭，“这是令人非常忧虑的状况”。
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纾困中小企业、保住就业，也是政策的着力点。
余伟文介绍香港的情况时说，香港金管局的重点也是促使信贷流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而稳住就业。香港金管局正适度调节流动性及资本要求，让银行能提供更多贷款，对贷款本金偿付给予一定宽限期。香港特区政府也推出了融资担保计划；多项有力的财政措施，总规模大概是GDP的10%。“希冀这些举措能帮助企业在不裁员的情况下坚持一段时间，至经济状况有所恢复。”
4月2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规模为4840亿美元的追加救助资金，支持中小企业以及新冠病毒检测、医院。此前，美国在3月27日通过了2.2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其中的3500亿美元小企业救助资金半个月便告罄。
全球联合应对力度不足
全球经济不容乐观，美国近期出炉的经济数据均比预期更差；但美股在截至4月17日的两周中，录得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两周涨幅，技术上似乎重新进入牛市区间。
“我认为市场上相当多的人持有一类观点，即新冠肺炎疫情的确诊数和死亡病例数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快速下降，随后将进入一个较稳的经济重启阶段，经济将‘追回失地’。”但在萨默斯看来，四个方面理由让这不大可能成为现实。
首先，经济活动很难较快恢复如常。餐馆将只能容纳一半的人，因为需要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即使允许人们坐飞机，人们可能也不愿坐长途飞机；许多人可能也不愿住在不能确定消毒是否充分的酒店房间里。
第二波疫情再来的风险，在他看来在全球各地都不小。中国很难说不面临第二波疫情暴发风险。而在美国，实施广泛的检测、追踪和隔离较难——部分源于人们更个人主义，这样的国家第二波疫情再来的风险更大。由秋季到冬季，第二波疫情重来的风险会比夏季大得多。
纾困刺激政策退出后的后续裁员风险是其三。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推出的大规模财政支持政策，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他说，当其退出时，鉴于需求下降的各种不确定性，“我预计还会有进一步的裁员，而这些裁员将会抵消其他行业取得的积极进展。”
第四，较大的金融余震可能出现。在美国，几乎所有租用了零售空间的主要零售商，目前都没有在支付房租。他称，短期内房东和地产所有者可以暂时吸收这一成本，但在某个时点，房东将无法偿还他们的抵押贷款或债务；然后在某个时点，这会对金融体系带来新的压力。
目前，疫情在美欧发达国家稍有缓解，在发展中国家则仍在扩散。新兴市场国家亦低估风险。“我所了解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疫情大规模暴发前，不是低估了疫情风险。”萨默斯称，“没有国家过度反应，都是反应不足。”
在3月17日举行的“财新国际圆桌”与IMF原副总裁朱民对话时，萨默斯曾总结道，“应对重大危机，很少有决策者事后后悔反应过快，或采取行动太早。”基于他应对危机的经验，他建议，哪怕因为过度反应（overreaction）犯一些错，也不要冒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的风险。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监测，疫情暴发以来投资者已将创纪录的近1000亿美元资金撤出新兴市场，速度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倍。根据萨默斯的经验，新兴市场危机的最佳单一预测指标，便是该国的资本外逃速度。考虑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杠杆水平和世界其他地区对新兴市场的敞口，“我怀疑这将对我们（美国等发达国家——编者注）的金融体系带来余震。”萨默斯说。
为全球联合抗疫，在4月16日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第41次会议上，IMF成员国通过了IMF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将快速信贷融通（RCF）和快速融资工具（RFI）项下的年度准入限额临时提高1倍；通过新的短期流动资金额度（Short-term Line Liqudity），为具有强大基本面和政策的成员国提供流动资金；将通过改革后的巨灾遏制和救济信托（CCRT）为低收入国家偿还、减免债务。
各国还就全球主要债权国暂停发展中国家官方债务偿付至年底取得一致。中国目前为低收入国家最大的官方债权国。“我理解中方对该协议达成作出了积极贡献。”艾肯格林为此道谢并称，“但是（穷国）仍需更多帮助。”
4月22日，阿根廷本应支付5亿美元债务，但因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双重冲击，阿根廷决定延期偿还公共债务，并提出全面债务重组。阿根廷被认为或将成为首个受疫情冲击而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
像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那样大规模增发SDR（特别提款权），是多方倡议的举措。萨默斯和英国前首相布朗（Gordon Brown）4月14日联合撰文称，IMF目前迫切需要增发规模逾1万亿美元的SDR。两人在2009年IMF获准增发价值约2500亿美元SDR中扮演了关键作用。艾肯格林和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亦均就此撰文倡议。
不过，在IMFC此次会上，IMF成员未就增发SDR达成共识。反对新发SDR的美国财政部在会后声明称，此举对贫穷国家帮助有限。但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反对此举措的原因是，特朗普政府不想让伊朗和中国“无条件地”地使用这项资源。
“我感到非常失望，错不在这些机构，而在这些机构主要股东国的选择——没有人的过错比IMF最大股东更大。”萨默斯直言。
他冀望中国和美国展现出更大的合作意愿，“不是说要在制度上趋同，也不是说要搁置所有的分歧，而是意识到在这场疫情过去之前，我们都是普通的人类。如果要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将需要一套非常大胆的国际解决方案。”
抗疫中的金融科技
“这次疫情也表明，全球很多人依然无法获取必要的金融服务，包括在美国。”艾肯格林直言。
疫情暴发后，美国40%的人口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资金，美国亦没有类似欧洲的医疗、失业保险等安全网。3月17日，特朗普表示，将在两周内给美国人发现金提供支持。美国政府推出的逾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中，给每个成年人提供1200美元紧急支票，主要是通过电汇的方式存入人们的银行账户。
一个月后的4月17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哀叹“1200美元支票迟迟不能到达许多美国人手中”。艾肯格林指出，原因包括银行在周末像往常一样关闭，一些情况下银行用这笔资金来偿付透支消费，而非转交现金。
2万亿美元刺激法案在美国国会谈判的初稿，曾写入发行“数字美元”，用以“直升机撒钱”。不过，不少人担心上线太仓促或埋下长期隐患，最终通过的法案中“数字美元”的提法被删去。
在艾肯格林看来，“这正是我们所说的零售CBDC要做的事。显然，这场危机将给发行CBDC带来额外的推动力。”一些人预计，不久后或需新一轮“撒钱”时，该动议将再度被提出。
在加拿大，金融科技可让个人获取政府救助金更容易，也被广泛讨论。CPPIB的马勤称，眼前这场危机无疑会加速向数字经济体的转变，这趋势从加拿大B2C角度方面也能留意到。
在中国，易纲介绍，过去三个月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企业积极参与了抗疫，在物资采购、物流配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便在疫情中心武汉，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和移动支付科技，市民足不出户便完成了生活必需品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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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个月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企业积极参与了抗疫，在物资采购、物流配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图/财新记者 丁刚 |
金融科技公司也在给中小企业信贷投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易纲就此表示，大型科技公司在中小微企业信贷市场增长强劲，但是就规模而言，商业银行依然是给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主力。大型科技公司积极参与中小微信贷市场，运用大数据控制不良率，提供更优质服务，也有助于促进竞争，提升商业银行服务水平。
在香港，余伟文指出，18个月前推出的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平台，FPS）在过去几个月疫情暴发期间使用率大幅上升，虽然香港人口只有700万，但FPS的登记数目已有450万，渗透率是全球同类系统中最高之一。“这段时间反而成为推广和应用科技的好时机，因为人们更愿意用。”
“但香港目前没有推出零售CBDC的计划，因为已有众多零售支付渠道。”余伟文表示，不过确实看到CBDC有潜力帮助解决两个长期以来的跨境金融难题——跨境支付和贸易融资。目前香港金管局正与泰国央行和人民银行，分别就CBDC在跨境支付的应用以及利用区块链技术对接贸易融资平台方面，开展试点项目。
金融科技创新也会带来一些新问题或风险。余伟文举例指，CBDC或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说在危机时，处于恐慌状态的存户会将商业银行存款取出转为CBDC，可能给银行体系带来问题。这些宏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影响，“都是我们需要事先考虑和管理的。”
易纲在介绍DC/EP项目当前阶段在部分城市及部分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的同时，亦表示“将继续研究如何加强央行数字货币的风险管理，包括了解你的客户（KYC）等反洗钱合规规定”。
金融科技在疫情后发挥更大角色，更多靠私人还是公共部门？艾肯格林指出，Facebook推出天秤币（Libra）的一个合理性在于，能够给全球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提供账户及支付服务。但完全通过私人部门数字货币的方式，在他看来“不太可能”，通过电信网络+智能手机系统的方式“我认为更有可能”。
根据IMF的一篇论文，在现金使用率已经较低的国家，对央行数字货币的需求很可能较弱，因而推CBDC最好是在替代现金的支付手段还不普及之时。
消费者无疑想要更好的支付服务，蒂瓦里直言，各国央行如果不提供更好、更快的支付系统，人们很可能会向私人部门体系迁移。
全球货币体系待重构
疫情在美国和欧洲蔓延后的市场抛售期内，市场“疯抢美元”之举加剧了美国金融市场波动，也给他国国际收支和金融、汇率稳定带来挑战。印度卢比兑美元跌至史上最低，澳元兑美元跌至2002年以来新低，传统避险货币日元和瑞士法郎也显著下跌。
这场危机折射出美元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依旧占据统治性地位。曾撰写《美元特权》一书的艾肯格林直言，目前美联储通过大规模货币互换、回购等机制，暂时“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
为解决全球“美元荒”，美联储此番与14家发达及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达成货币互换，并在3月31日设立一个回购机制，允许其他全球央行用持有的美债换取美元，而非被迫抛售美债。
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恰恰被认为是“美元荒”的根源。危机期对美元需求激增，无论是对美国的金融市场稳定、随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还是他国的经济金融稳定，都有显著负面影响。此次，美联储前所未有地大举购入包括垃圾债、市政债在内的各类债券。德银、富达国际、高盛等不在少数的美欧金融机构市场、投资人士的一个共识是，疫情过后，美元中期将走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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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期对美元需求激增，无论是对美国的金融市场稳定、随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还是他国的经济金融稳定，都有显著负面影响。 |
一些观察人士还担心，未来危机中美联储可能不会如此不惜一切地稳住美元金融市场，“到那时，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将带来更大问题。”
“我确信，这场危机过去后，会出现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不再那么依赖美元的新一轮呼吁。”在艾肯格林看来，中国人民银行也可以扩展目前已存在的近40个货币互换协议，帮助新兴市场国家维持稳定。
对于全球货币体系改革，2009年3月，时任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曾提出改革的可行方向。在艾肯格林看来，“现在是时候由人民银行提出一个更新版立场，关于什么样的体系可逐步替代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
与11年前相比，央行数字货币的创新或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2019年夏天Libra白皮书出炉后，各国央行对CBDC的兴趣重新燃起。BIS今年1月初公布的66家全球主要央行对CBDC态度的调查显示，80%的央行在探索；约10%、覆盖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央行已进入初步试点阶段，很可能在1年-3年内发行。而2019年1月BIS发布的同题调查显示，各国央行的态度还较为谨慎。
2020年1月，六家全球主要央行——欧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加拿大、瑞典、瑞士——与BIS设立工作组，互通CBDC研究和进展，预计将在下半年发布报告。2020年，欧央行在其成立20年来的第二次战略评估中，将是否发行CBDC列为三大议题之一。2月20日，瑞典宣布上线e-krona试点，持续到今年底，以数字钱包形式，Apps、智能手表、卡等媒介都可用。
美联储的态度则出现更明显转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17年3月的一场演讲中曾表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对繁荣的私营部门创新产生抑制。此后各国央行研发努力有所放缓。
今年2月初，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在演讲中表示，美联储正在研究CBDC潜力。鲍威尔在2月11日的国会质询中被问及：数字美元是否能帮助美元停留于全球金融体系中心？是否担心Libra背后的巨大用户规模，以及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努力？
“我完全同意需要应对潜在冲击，Libra是个叫醒钟。”鲍威尔回应，美联储在这方面有一系列研究项目，但还未决定是否发行。三天后，特朗普提名的新任美联储理事Judy Shelton在国会就任听证会中称，美联储应该考虑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以保持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IMF对CBDC问题一直颇为关注。IMF副总裁张涛在2月底伦敦政经学院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专谈CBDC，提到其可能提高新兴市场“本币被替代（美元化）”的概率，尤其是汇率波动大、高通胀国家。
在一国国内层面，他指出发行CBDC优缺点参半，既有助力金融普惠、强化支付体系准入竞争、应对私人部门数字货币威胁等好处，也有银行部门被去中介化、给央行带来操作及声誉风险等缺点。
2015年，人民币被历史性地纳入SDR货币篮子，时任IMF战略部主任的蒂瓦里领衔的IMF跨部门团队负责了技术性审核工作。在他看来，一个货币成为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深度、流动的本国金融市场支撑；另一方面，也有赖制度性因素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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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中的金融开放
逆全球化，是近期许多场合都会谈及的话题。“我确实认为我们正走入一个‘逆全球化’阶段。”艾肯格林坦言，全球化步伐事实上在本次危机前已开始放缓；接下来，很可能看到遭受资本流出国家更广泛的资本管制，贸易也在放缓。
前述国际组织高级官员也认同，危机前已显现的全球化放缓趋势，在危机后恐将加速。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当前世界正走入一个更长的低利率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全球投资者都会寻求收益率，如果中国保持开放，各类型资金可能流向中国。
对此，易纲亦表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帮助了数以亿计的人脱离了贫困。“国际合作非常重要。不管是在金融科技还是数字货币领域，我对与主要国家央行以及区域内的合作表示欢迎。”
中国金融开放仍在推进中。余伟文指出，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帮助外资以更便利和低成本的方式投资中国市场。过去数月疫情期间的市场波动期，债券通的日交易量（turnover）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倍，过去三个月沪/深港通北向资金流入量也同比增长了2倍。国际投资者看重中国资产的收益水平和分散风险价值，尤其是过去数月，中国股市波动比全球市场远远更低。
4月21日，中国5年期国债收益率下滑至1.97%，美国5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跌至史上最低的0.30%。
“我们将继续目前全球多元化的整体长远投资策略。中国是我们投资占比最大的市场之一。”马勤表示，CPPIB通过各类机制在大中华市场投资了600亿加元，“我们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特别是人民银行在此过程中的一系列举措及领导角色感到鼓舞。”
余伟文认为，让全球投资者将与中国经济体量相配的资产量投到中国市场，还需要一段时间和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进一步扩展沪/深港通、债券通可交易产品标的，放松在岸市场对冲工具的使用限制，允许更多的在岸、离岸市场人民币产品使用。相信在此基础上，人民币在海外会有更广泛的使用空间。
马勤也表示，期待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并欢迎如取消外资在金融各领域的持股限制等举措。
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会继续向全世界开放。易纲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向投资者提供便利；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多数措施已经落地，金融服务业包括电子支付、信用评级等相关领域的开放措施将继续有序推进。“我们欢迎最有竞争力的银行、证券、保险公司参与中国市场。”
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发挥承担更大国际角色的潜力，还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多位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还需要继续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并不断完善货币、财政政策框架。根据IMF对汇率问题的年度审核报告，截至2018年，中国在资本流入的15个子项中，14项仍有限制；资本流出的16个子项中，15项仍有限制。
“在货币政策框架不断完善的同时，如果必要的资本账户开放跟不上，很难带来国际货币需要的关键规模。”前述国际组织高级官员指出。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最近的一份三年度调查，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仍然达88%。IMF数据显示，60%的外汇储备持有美元。蒂瓦里表示，历次危机期间，美元事实上巩固了其国际地位。相对于如今中国在全球经济比如贸易领域的举足轻重地位，在金融交易领域人民币的地位仍远远更低，美元地位明显更高。
“这告诉我，无论是在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还是国际格局方面都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他说，金融市场深化、开放及制度完善非一夜之间可以完成；成为国际货币最终也需要更好的产权保护、法治等制度性因素。
一位参会的新加坡金管局官员最后提问，疫情之后人民币是否会在区域内更多使用？易纲回应道，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靠市场驱动，平等竞争，央行的重点是提供基础设施，减少对人民币使用的限制，由市场来决定使用何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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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在财新国际圆桌“金融科技与人民币可自由使用”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在疫情期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关注中小企业，政策是有成效的；从一季度到现在，中国金融市场运行良好，中国的金融市场会继续向全世界开放，而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也支撑了经济的复苏，现在唯一困难的行业是娱乐业和旅游、住宿业。他还提到，央行在数字货币电子支付计划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已经启动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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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刘潇(ZN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