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财新周刊：全球供应链驿动
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迁之声再起，企业亦有分散配置全球供应链冲动，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还有多远？
“虽然日本政府鼓励制造业回到国内，但却没有鼓励日企撤出中国。”4月23日，在中国上海，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小栗道明向财新记者表示，日本政府最近推出的供应链改革方案在中国被误读了。
4月7日，日本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推出总规模达108万亿日元（约7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约0.2%，即2435亿日元（约158亿元人民币）用于改革日本企业的供应链，使其不会过于依赖单一国家。
在日本，这笔拨款由于没有明文提及中国，并未引起注意。但美国媒体的报道将其描述为日本政府为日企搬出中国而设的“搬家费”，立刻引爆了舆论。
此后，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火上浇油，在回应美国媒体询问时称，美国可推出类似政策，如果美国企业愿意将工厂回迁，可以将相关费用抵税。
4月7日，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提醒，此次疫情对全球就业的影响已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今年年底，新增失业人口可能超过2500万。在中国，许多外贸企业在海外订单取消后，正面临生死大考，此时如果出现大规模工厂外迁，今年中国国内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然而，日本和美国商会等组织观察到的公司动向，却和政客们的表态并不一致。
4月2日至10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联合华南地区日本商会，对350家在华日企的调查显示，仅2.9%的日企表示会因疫情而将中国业务搬回日本国内或迁到第三国；5.4%表示，此前已经有搬迁计划，疫情将加速该计划的实施；91.7%的日企表示，并无任何搬迁计划，这一比例比2月底调查的84.8%还高，显示国外疫情加剧之际，部分企业已经打消了搬迁的想法。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是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机构，致力于促进贸易和投资。该机构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小栗道明向财新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之初，日本企业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部分产品用于出口，但2010年之后，大多数在华设厂的日本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供应中国市场，因此不会搬走。
他表示，华南地区有意搬迁的，很多是出口企业，近年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前往东南亚，比例一直较为稳定。
在美国企业中，想搬迁的比例也只是个位数。今年3月，中国美国商会对25家企业进行的小规模调查显示，仅4%的美国企业因为疫情，计划将生产线搬出中国；84%的企业表示没有任何变更计划；还有12%选择的是在各国生产线和供应商之间进行生产调配，以应对不同地区的抗疫节奏。
“我们看到了库德洛的表态，但却看不到有什么商业需求去支持美国企业将工厂搬回美国。”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恺文（Ker Gibbs）表示，一家工厂搬迁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是否靠近主要市场，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周边是否有产业集群，是否有足够可用的劳动人口。搬迁费用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另一方面，此次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前所未有，各国政府的封关和封城措施使运行了几十年的链条濒临断裂。3月，受疫情影响，苹果公司一度库存紧张，需要对每位顾客限购两部iPhone手机；4月7日，日本任天堂表示，由于居家抗疫导致需求大增，其掌上游戏机Switch在全球供不应求，多个渠道断货；4月9日，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接受财新记者等采访时表示，春节后一直在解决手机等产品的缺货问题，“缺得一塌糊涂，一直在追货”。
对企业来说，任何断货都将导致客户转向竞争对手、丢失市场份额，是供应链管理的大忌。但随着疫情不断延烧，欧洲、日本、墨西哥等地的工厂陆续停摆，全球供应链恐将遭受第二波冲击。
“欧洲企业普遍都是跨国公司，在此次危机中，供应链受到了很大冲击。”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德国的董事合伙人克努特·埃里克（Knut Alicke）向财新记者表示，欧洲企业都将这次疫情视为一次“警钟”（wakeup call），提醒他们要作出改变，或增加库存，或对供应链进行“纠偏”，使每个零部件在多个国家都有供应商。
随着全球抗疫进入“新常态”，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将逐步提上各国政府和企业的议事日程。这些调整会对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产生何种影响？
日本补贴防疫生产
小栗道明表示，此次日本供应链改革方案在中国引发的反响大于日本，着实让他们感到意外。
这一改革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拨款2200亿日元（约145亿元人民币），补助日本企业在日本本土设厂。补贴的对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严重依赖某一国产品或零部件的日本企业，为防供应链断裂，可将生产据点转移到日本国内，由日本政府提供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补助；一类是生产口罩、呼吸机、防护服等企业，如果其在日本增加生产线，将获得总投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补贴。
第二笔拨款共235亿日元（约15.5亿元人民币），补助日本企业在东盟国家设立新厂，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补贴的重点仍是口罩等医疗产品企业，以及汽车和电器厂商。这部分计划的目标是，当某个国家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工厂停产，可由东南亚的工厂顶上，继续向日本工厂供货。该计划的预算还需要经日本国会批准。
该政策出台的背景是，2月初，大部分中国企业尚未复工，缺少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导致松下一度停止接受部分订单，尼康推迟了新一代单反相机的发布，日产在日本的汽车工厂被迫停产。此外，在医疗用品方面，由于口罩大部分依赖进口，从2月起，日本国内便出现严重的口罩荒。为让日本居民用上口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为每个家庭发放两片棉布口罩，清洗后可重复使用，又遭民众质疑。
小栗道明向财新记者表示，近期日本疫情加重，而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用品十分紧缺，日本政府希望借补贴，鼓励日本企业加大生产。
从文件上看，此次改革并不针对单一国家。据《日经新闻》报道，用于制造飞机零部件的大型压力机和3D打印机等，日本严重依赖美国，也是此次补贴的对象。
小栗道明承认，由于日本绝大多数产业链集中在中国，受此次政策影响最大的将是中国。但从他收到的反馈来看，大部分日本企业并不积极，认为政府仅补贴最初的设备投资，而企业关注的是未来工厂的运营能否盈利。他表示，可能受益的是那些此前已经制定好搬迁计划，因现在订单量骤降而决定提前关闭中国工厂离开的日本企业。
一项针对日企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些观点。4月1日至6日，华东地区的日商俱乐部对424家有中国工厂的日企进行问卷调查，86%的日企称，没有搬迁计划；计划将工厂搬回日本的有7%；搬去东南亚的有2%；还有5%计划将工厂在中国国内进行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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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产业园招商的国内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预计不会有大批日企转移，因为日企普遍倡导终身雇佣，不会轻易解雇培训了几十年的中国员工再到东南亚招人。他表示，疫情暴发后，由于各国封锁边境，无法进行商务考察，海外产业园的招商也遇到了困难，目前签约的主要是已入驻企业的扩建项目。
此前的经验也显示，中日产业链要想“脱钩”，并不容易。2005年之后，由于多次爆发外交争端，日本企业曾推行“中国+1”战略，在中国以外兴建备份工厂。不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代表处副所长川渕英雄认为，与“中国+1”提出的时期相比，日本与中国供应链的联系紧密度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他认为，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日企在中国设厂最看重的因素，相对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则提供了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方面的优势。
小栗道明向财新记者解释，日本自然灾害多发，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等曾造成供应链断裂，所以危机意识已经深入日本人基因，目前的供应链多元化尝试，是希望能为未来的危机作准备。但他表示，疫情有可能导致全球化继续退潮，日本企业也没有应对的经验，仍希望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控制住疫情之后，能坚持自由贸易体系。
欧美启动全球配置
中国供应链的粘性，美国企业早有体会。在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2019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显示，87%的美国企业称，没有计划将生产搬离中国，3%计划搬回美国，10%计划搬去中美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2017年和2018年的同类调查中，无计划搬迁的比例分别为92%和90%。
这背后的原因是，在2019年，95%的美国企业表示，在中国投资是为了服务中国市场，其中只有24%还同时兼顾出口。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外企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少数企业的离开实属正常，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希望搬去东南亚节约成本，还有一部分是无法在中国继续生存下去。
4月17日，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Alan Beebe）表示，主导供应链布局的是市场力量，美国政府或许有能力施加一些人为因素，比如为美国企业提供搬迁补贴，但并不足以让大多数美国企业重新思考供应链布局。
不过，毕艾伦也指出，中国美国商会一直鼓励会员企业实施“中国+1”策略，通过在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建厂，来分散供应链风险。季恺文告诉财新记者，疫情不会让美国企业搬离中国，但也提醒了他们，需要为下一次传染病的暴发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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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新冠这么具有破坏性和致命的病毒，在一个世纪里或许只出现一次。但我们知道，这类病毒并不罕见，还有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和SARS等，未来有很大概率还会有新的病毒出现。”季恺文表示，供应链多元化将成为大趋势。
医药行业是目前最受关注的行业，已几乎与国家安全挂钩。美国40%的仿制药进口自印度，而印度制药企业约70%的原料来自中国。印度曾担心原料药断货。目前，印度政府正考虑出资1000亿卢比（约13亿美元） 鼓励印度企业加大原料药生产，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在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用品方面，多国政府也在讨论是否将其作为“影响国民健康”的产品来单独监管。负责吸引外国投资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投资部执行董事阿希姆·哈蒂格（Achim Hartig）近期表示，德国政府会研究是否需要介入医疗产品市场，在欧洲层面形成一个区域性供应链。但他表示，有业内团体担心，这样做难以盈利，还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月9日，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长韦扬德（Sabine Weyand）在出席一场网上研讨会时称，自给自足模式效率低下，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如何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中，使零部件的供应实现多元化，才是正确的应对之策。
麦肯锡供应链业务全球负责人埃里克向财新记者表示，让供应链更有韧性的讨论，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泰国洪灾之后，也曾颇为流行，但事发几个月后，很多企业就恢复常态，考虑如何让供应链变得更加高效，而不是更能抵御风险。
但他认为，这次会有所不同，此前很多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会常将业绩增长置于防范风险之前，但接下来，如何预防风险会成为许多跨国公司决策的重要因素，股东也会提出增强供应链韧性的要求。
埃里克认为，此次危机会强化一些过去十年就已经出现的趋势，比如在线办公、供应链的区域化等。他认为，供应链区域化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不同国家寻找供应商，实现供应商的区域化，未来医疗制药领域有可能会采取这种模式，以减少西方国家对印度和中国原料药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各地增加库存，比如从一周所需增加至六周，便足以应对各个国家封城所带来的挑战。
无论是增加库存，还是新建工厂，都会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Morris Cohen向财新记者表示，这就像是买保险，企业必须在节省开支和防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而此次疫情有可能让天平向防风险一方倾斜。
中国做什么？
供应链调整成为全球热门话题后，稳外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便成为中国政府近期的工作重点之一。
4月23日，国家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和成本，未来的调整是企业的选择，不以政府的意愿来决定。
但他认为，超大的市场规模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基础设施则是中国发展全球产业链的优势。“疫情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或供应链朝着更多元、更具韧性方向发展，我们将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营商环境留住大家。”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工信部将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等，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中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和关键环节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维护国际供应链稳定。
从短期看，国内供应链调整的压力其实并不大。普华永道香港合伙人Jan Nicholas表示，自己曾与客户共同处理2011年泰国洪灾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保持供应链稳定和迅速恢复产能是危机之后跨国公司最看重的因素，因此短期内一定会去找原有供应商，尽快重启。
疫情形势的不明朗，也会使外企犹豫，是否应当持有现金、暂停新的投资。4月初，在华南的日企中，有22.3%表示，仍计划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规模，8.6%决定缩小，69.1%表示不确定。哈蒂格介绍，疫情暴发后，他们收到的咨询下降了15%至20%，但大多数投资者只是推迟了项目，还没有取消。
即便海外出现更多竞争对手，不少中国企业对自己的竞争优势仍有信心。广州雅耀电器有限公司替瑞典宜家代工灯具近30年，其副总经理韩纪杰向财新记者表示，与越南等地相比，中国的强项仍是产业集群，工厂所需的上万个零部件全都能在珠三角找到，工艺和管理水平是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下来的，远超其他地方。
“一个产业的迁徙，实际上要靠时间、地域去做。这个产品在这做，不单要考虑到人工成本，还要考虑到该产业在当地所能获得的综合支持。”韩纪杰表示，对于灯具这种低门槛的行业，如今能生存下来的中国公司基本上各有特色，比如他们给宜家的准时交货率就能达到99.9%。
也有中国企业将此次疫情引发的国际关系紧张，放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大背景下衡量。一家80%收入来自海外的江苏仿制药企业高管表示，中国外贸几乎每五年就会出现一轮地缘政治摩擦，过去是日本，现在是美国，这种贸易关系的不稳定对出口企业影响较大，最终促使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建厂，在应对挑战时，可以有更多腾挪空间。
小栗道明向财新记者表示，对外企来说，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尤其是落实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川渕英雄表示，目前在华日企最大的担忧，是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缺乏政策透明度。
小栗道明表示，随着中国疫情得到控制，不少日本企业已经开始加大对华投资：3月17日，资生堂与上海方面签约，计划新开一个化妆品研发中心；4月17日，日本乳制品企业养乐多又与无锡高新区签约，投资3亿美元，新建第二工厂。
“对日本企业来说，首先考虑的是市场在哪里，才会把生产线放在哪里，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疫情并不会改变这一点。”小栗道明表示。
财新记者王力为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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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杨胜忠(ZN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