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国各地复工复产进程加快，经济社会秩序渐趋正常。然而，“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何况当前国外疫情方炽，中国经济面临疫情的二次冲击。出台救助政策以助企业与居民渡过难关，是各级政府应尽之责。迄今为止，从中央到地方，已出台多项政策。在落实这些政策及制定后续政策时，应格外注意围绕“人”来精准发力，切忌见物不见人。
围绕“人”来救助，基本依据新冠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性质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特征。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之猛，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然而，这种冲击源自社交疏离，进而损害供应链、危及现金流，再扩散至经济其他环节和部类。如果疫情在超出经济承受力之前结束，且政策应对得当，冲击就是短期和一次性的；但如果疫情长期持续，政策应对不当，它就将放大和恶化经济中已有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全面衰退。此外，中国经济已由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此次疫情中，服务业首当其冲，餐饮、住宿、旅游成为冲击最剧的行业。疫情初来时，有些人士谈刺激政策，喜引当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先例，“新基建”概念一时甚嚣尘上。然而，中国经济早已过了“铁公基”大干快上的阶段，“新基建”有空间、有需求，但与传统基建在规模上相去甚远，且主要是产业投资，无力只手托住经济。
围绕“人”来救助，当务之急是设法维持困难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的现金流，而非简单的刺激政策或者逆周期调节。政府对企业的救助，先期在维持流动性的同时，还出台了阶段性地减免企业社保缴费、发放稳岗补贴、提高失业保险金返还比例等措施，目前政策重点已转向发挥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的作用。3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这一系列政策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也将利好企业员工及其家庭。
实施一揽子救助政策，应该将资金纳入专门预算、统筹使用、形成合力，让“资金跟着人走”，做到公开透明，政策既要着眼解决当下的问题，也要兼顾长远，尤其要大力补短板，消除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历史欠账较多的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等民生领域持续增加投入。对这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及武汉，更应出台特殊的、大力度的救助政策。在支出责任上，考虑到当下地方财政困难，应更多由中央财政承担。
近来，对于政策工具的选择，争论颇多。有的建议加大企业减税降费力度，有的建议向居民发放消费券，有的主张发放现金。这些人士热忱可嘉，争论对各级政府科学决策也十分有益，然而，有些言论却体现了绝对化的思维方式，非要在不同政策工具中争出优劣高下。诚然，在政府财力约束下，使用各类政策工具需要权衡，但是，它们作用对象有别、目标不一、显效期限也不同。减税降费有利于企业固本培基，然而，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已经不大，何况疫情导致企业收入锐减甚至倒闭，减税降费举措可能成为空头支票。消费券见效快，但外溢效应有限，且中长期来看几无影响。发放现金最为简便，却有可能被部分居民转作储蓄，需精准识别困难群体。因此，政府打出的一定是“组合拳”。
救助政策的压倒性目标是稳就业。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只要今年就业稳住了，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可以预计，一定规模的倒闭潮仍难以避免。对于失业人员和特殊困难群体，各级政府要起到兜底作用，确保失业保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及时足额发放，最起码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并加强培训力度，提升其人力资本。现有社会救助体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覆盖面较窄。在政府的贫困线和低保范围之上，仍有大量脆弱人群，并未被纳入政府的救助体系。
应该承认，突如其来的疫情，暴露了中国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显示了体制改革进展不畅的后果。近些年来，中央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明确竞争中性原则，然而，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一直在艰难度日，盈利微，家底薄。不少在疫情中陷入灭顶之灾。所以，不仅当下的救助要围绕人来作文章，这也应成为中长期改革的出发点。加快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户籍制度和国企等早已列入议程的改革，推进“人的城镇化”，才能提振中小微企业信心，激发民间投资热情。
目前，全球范围内疫情前景不明，政府、企业和个人均应做好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各国已纷纷行动起来，制定宏观政策和微观救助政策，这是全球协调抗疫的重要内容。中国有自身的优势，也需借鉴他人所长，特别要从想借鉴而不可借鉴之处，感受到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从而正确总结中国抗疫的得失。有识之士提出要警惕灾害发生后计划经济回潮的苗头。有迹象显示，这并非杞人之忧。坚持市场化改革，才能真正做到围绕“人”来救助。
（本文为即将于2020年4月6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13期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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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王影(ZN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