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经济与政策反思

中国外汇 | 疫情中的经济与政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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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钟正生 张璐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

来源 |《中国外汇》2020年第5期

要点

总结本次疫情中的经济表现与政策应对，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潜力和薄弱环节，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和待加强之处。

2020年年初，中美经过一年半的博弈交锋，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经济经过2018下半年以来的明显减速之后，前期宏观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从而获得了企稳的内外基础。正在各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趋于乐观之际，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成为对经济韧性、国家治理的新考验。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方向以及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做进一步的思考，以获得转危为机的力量。

疫情中的“强”与“弱”

总结本次疫情中的经济表现与政策应对，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潜力和薄弱环节，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和待加强之处。

经济层面，线上业态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国内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公司QuestMobile发布的数据，中国移动互联网日人均使用时长，2020年春节前为6.1小时，春节期间为6.8小时；春节假期之后，由于远程办公、学习的需求上升，进一步增加至7.3小时，接近8小时工作制大关。而2019年春节还只有5.6小时。其中，效率办公日均活跃用户上涨近4000万，在线视频、K12（基础教育）分别上涨2400万左右。春节后，日人均App使用个数超过9.5个。商务用户人群活跃时段从早10点持续到晚8点，基本没有太多低谷；生鲜电商日活跃用户从平日的不到800万，在春节期间突破了1000万，节后再次突破1200万。疫情时期，线上消费、办公、教育等对线下功能起到了良好的替代承接。其蕴含的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对于日后的经济增长也将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而现金流紧缺的中小企业、依赖高周转的地产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出口企业，暴露出明显的脆弱性。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本次疫情发生在春节消费高峰（历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到全年的16%左右，近五年春节黄金周旅游总收入也占到全年10%以上），因此造成的消费缺失，给餐饮住宿、娱乐旅游等行业造成了严重损失。西贝的“贷款发工资也撑不过3个月”引发广泛关注。而现金流更为紧缺、融资更难、房租等固定成本压力更大的中小企业，无疑是最脆弱的环节。二是在疫情影响下，今年春节的房地产销售停滞达到17天，比去年多出整整10天。销售回款在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占到50%左右，销售停滞对地产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不言而喻，尤其是更依赖于高周转的房企。2月16日，龙头房企中国恒大以“全国七五折大促”打响了房企突围的第一枪。三是疫情对人员返工造成了阻碍。当前，由于中国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16.86%，因而劳动力返工大幅推迟，势必会导致部分出口企业无法按时交付订单。另外，也发生了出口货物因对疫情的担忧而被拒收的现象。这对于缺乏核心竞争力、成本比较优势正加速丧失的企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复工拖得越久，订单永久性流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政策层面，迅速动员组织的制度优势最为突出。从武汉的暂时“封城”，到调动各方人员与物资前往湖北；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快速建立，到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湖北16个地级市，以及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对于疫情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同时，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也迅速启动，且措施较为全面。

但在这场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中，也暴露出若干有待加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疾病预防控制环节暴露出报告、预警、决策机制的漏洞：疫情最初重视不足，存在信息失真；红十字会对社会捐赠的信息披露不足引发诟病；武汉封城之后面对医疗资源不足，没有及时采取集中隔离，导致疫情在家庭内部、邻里之间广泛扩散等。二是中国公共医疗支出长期不足的问题凸显。2016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只有398美元，远低于美国的9870美元、日本的4233美元、韩国的2044美元，以及全球平均水平的1026美元。由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在全国出现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大城市医院拥挤高负荷的问题。近来多次出现的暴力伤医事件对此更是雪上加霜。在经济总量不断跃升的过程中，中国医疗体系以及更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增强刻不容缓。

疫情后的经济发展机遇

结合以上情况，笔者建议，中国经济发展应以本次疫情为契机，加速以下变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推进制造业智能改造。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本压力突出，人力、租金、原材料等成本均明显抬升，占制造业投资90%左右的民营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的目标，并随后推出了减税降费、引导融资成本下降等相关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措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不足以逆转人力、环境、资源等各类要素成本不断走高的趋势。只有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才能从根本上化解高成本压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要“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本次疫情下凸显的复工难、固定成本高等问题，使得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变得更为紧迫。从中国制造业大约3—4年的设备更新换代周期角度看，2020年也恰逢新一轮设备更新换代的起点，应进一步把握好疫情带来的发展契机推进新一轮更新换代。

第二，把握线上业态的契机。云办公、云教育、云消费等线上业态在疫情下获得助力，这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素。原因有三：其一，信息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办公、生产和销售的效率，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因此是“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要切入点。在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其经济转型过程中，都可以看到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投入中占比的提升，以及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中国的情况看，2006—2018年，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速达到1.72%，而二产与一产则分别只有0.7%与-0.53%，因此，更应重视三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溢出效应。其二，线上教育等的发展，为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物联网等的发展，则对形成区域间“优势互补发展格局”具有基础性作用；线上业态还可通过减少实体接触而助力环保。其三，与线上业态发展相关的“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2019年中央提出的发展目标，也是中国未来国际竞争的焦点所在。

第三，以城镇化为主线，实现平稳的去房地产化。本次疫情中劳动力流动性过高的问题凸显，对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要求。据交通运输部估算，2020年需要返城的农民工数量在3亿人。如果能推动这部分劳动力更多驻扎在城市，可以大大延长他们的工作年限和工作时间，延缓劳动力成本的抬升。近年来，在中央政府明确要求“房住不炒”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平稳地去房地产化，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的关切所在。以推进城镇化为主线，加强保障房建设，鼓励各地在房价稳定的基础上放开城市落户、放开农村宅基地流动转让，这些对于稳定房地产投资，从而稳定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疫情后的治理现代化方向

吸取本次疫情的经验教训，笔者提出以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方向：

第一，提高医疗领域支出，完善疾病预警体系。中国医疗领域基础建设不足，是这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根本问题。截至2016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5%，低于墨西哥的5.5%、韩国的7.3%，较日本10.9%和美国17.1%相差更远，而10%是全球平均水平。医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墨西哥和韩国都曾为此付出过惨痛的教训：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墨西哥初期反应迟缓，疫情一度出现失控状态，且初期死亡率曾高达8%，后随着疫苗和特效药物的投放使用，才将死亡率降至0.08%；而同期感染规模更大的美国死亡率却一直较低。2015年，韩国爆发MERS疫情，韩国境内累计出现186例确诊病例，致死率高达20.4%。韩国政府初期防御措施薄弱，拒绝公开信息，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民调机构盖勒普对韩国201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韩国近七成国民表示不信任政府公开的信息。6月中旬，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支持率首次跌破30%。部分韩国专家据此认为，朴槿惠的政治“滑铁卢”正是从MERS疫情管理不力开始的。当前，医疗体系建设和疾病预警制度存在明显短板，需要将此作为“补短板”的重要环节，将财政支出从传统基建向医疗卫生等民生服务领域转移。这样也许在拉动GDP上达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聚焦长远，更符合“高质量增长”的内涵。

第二，强化政府职能转变，理顺央地财政关系。本次疫情中暴露出的国家治理薄弱环节，应当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助推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让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领域聚焦。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上，需要适度弱化对经济增长的考核，而增加民生领域的权重，强化对突发公共事件响应的问责。2018年非洲猪瘟在中国的传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其背后的初期响应不力、信息披露不足是共通的，所付出的代价亟需总结反思。另外，本次疫情中房地产销售停滞，也引发了对地方政府收入和偿债资金来源的担忧。2019年地方政府本级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比超过40%，这就使得地方政府财力在很大程度上与房企拿地意愿、进而与房地产销售情况挂钩。这显然不利于形成“房住不炒”的长效机制。要弱化上述“房地产绑架”，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需从根本上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配置格局。这项被讨论多年的改革，是时候推出些标志性的举措了。

第三，加强政策协同，激发市场活力。本次疫情应对中，形成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现为社会捐赠、微观信息搜集等）的实践经验，对于提升未来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大有裨益。在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和稳增长的方式上，财政与货币政策各有侧重，需要综合发挥财政的定向性与货币的总量性特征。在宏观调控之外，更重要的是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水平。2018年之后，企业家信心低沉导致投资、库存下降，成为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既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冲击，也源于内部民企受到的融资歧视和隐性壁垒。在中美贸易摩擦按下“暂停键”，疫情战役初见成效之后，进一步减少隐性壁垒、推进竞争中性，对于稳定预期、提振士气、集聚人气、激发活力，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更重要的是，疫情面前，众志成城，或可成为扭转反全球化浪潮的一个契机，不能白白错过这样一次“危中之机”。唯如此，全球价值链的有序夯实、全球经济的平稳修复，才能成为中国应对短期重大事件冲击的有效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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